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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学者阶级划分观点及其评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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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划分标准是市场地位或市场能力。社会分层理论的先驱韦伯，综合了一个人多方面的生活机会和生活状况，提出比职业分层更进一步的划分标准。韦伯定义阶级的核心术语是“生活机会”，即造成人们社会地位差异的各种资源，而人们的市场地位决定了生活机会。市场地位是指人的生存机会或控制商品、劳务的能力。他认为，市场的机会对于个人命运来说是一个决定性机会，比如，占有房产、某种商品、信息或机会[3]。也就是说，韦伯重视的是市场关系而非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注重的是内在本质，而市场关系反映的则是外在表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韦伯与马克思都是从经济角度考察阶级，都认为阶级是一种由客观经济指标决定的分层体系，但在区分阶级地位的客观经济指标的内容上却存在很大差异。与马克思把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区分阶级的核心指标不同，韦伯更重视生活机会在阶级划分中的核心作用。

在阶级概念上，英国新韦伯主义学者吉登斯采用了韦伯的“社会阶级”的含义，即阶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的聚合。他提出的“市场能力”的概念，是对韦伯分层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工资劳动者虽然不占有生产资料，处于不利地位，但也不是完全的单向受控关系，工资劳动者在市场上具备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吉登斯提出的“市场能力”的概念是指个人在市场上提高其讨价能力的各种相关属性。他认为，财产所有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与技术、技能的所有者(即雇员)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在吉登斯看来，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谁控制谁的问题，而是取决于谁是“稀缺价值”。如果生产资料在当时的市场上是稀缺价值，那么资本家就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技术、技能在当时的市场上是稀缺价值，那么工资劳动者就处在有利地位上。吉登斯认为，有三种重要的市场能力，即生产资料或财产的占有能力、教育或技术资格的占有能力、体力劳动的占有能力。据此，他将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个基本阶级：上层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或称工人阶级[4]。

第三种划分标准是职业地位。社会学大师涂尔干是从职业角度解释社会分层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从社会分工层面解释了社会分层的必要性，并分析了导致人们职业地位高低的因素。在他看来，社会分工越精细，人与人之间就越容易通过签订公平的契约而实现平等。涂尔干的这个思想后来被帕森斯、戴维斯和莫尔所发展，并建立了社会分层理论中功能论分析方法，强调社会分工的正功能，认为社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分层是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

英国社会学家戈德索普也是按照职业划分阶级的。一方面，戈德索普遵从韦伯的观点，认为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另一方面又重视职业的分层作用，认为职业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因此，戈德索普采用的是一种折中的策略，试图将职业分层与体现社会利益关系的阶级结合起来。戈德索普主要依据人们的市场地位和工作地位进行分析。一方面，他分析了职业的市场地位，认为不同职业的市场地位主要由人们的收入水平、职业的福利水平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三方面因素决定。另一方面，他分析不同职业在社会权力体系中的位置，包括工作的自主水平、工作场所监管特点等。比如，高级知识分子有合同保障，有自由时间和更大的自主权，有养老金；而建筑工人没有长期合同保障，没有健康保险，而且可能随时被解雇，在职场中没有自主权和选择权[5]。

以职业分工体系为起点对社会分层进行合理分析，可以解释不同层次的人们社会地位差别的原因。这种划分认为，具备不同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是有必要的，人们处于不同的职业位置和社会地位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划分标准无法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忽视了人类阶级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剥削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冲突。

第四种划分标准是政治权力。现代西方社会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标准无法涵盖现代社会的所有阶级，阶级和阶级冲突的根源不在于生产关系方面，而在于社会内部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德国学者达伦多夫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中系统阐述了“权力冲突理论”。他首先分析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优点与不足，并在融合马克思阶级理论优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中存在着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的两阶级模式的观点是正确的。社会组织内部的不同层次的位置具有不同的权威，正是这种不平等的权威分布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角色类型：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认为，人们获得物质奖赏、自由、地位认同、闲暇时间和其他各种服务的利益是与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威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富人之所以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是因为他们处于政治和经济的科层地位的顶部。在达伦多夫看来，政治权力资源是社会分层中最重要的资源形式。他依据权力资源的多少将社会阶级结构划分为四个阶级，即统治阶级、服务阶级、被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他指出，西方社会仍是阶级社会，其中占85%的老中间阶级、新中间阶级和结构复杂的工人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具有决定意义的“真正的服务阶级”，即上层公务员、国家和私人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成员已取代传统的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阶级，成为拥有最多权力资源的统治阶层[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