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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向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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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但是，形成悖论的是，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各种各样的文化回归思潮也在兴起，各种文明的冲突也在加剧。有学者指出：“物质文化领域中民族特点的消失，又往往加强了民族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民族性”①详见关纪新和朝戈金著《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越是全球化，认同问题就越是尖锐。本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种文明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各自发展，彼此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十分有限，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际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文明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且深入，“我是谁”的问题和“我怎么看待你”“你又怎么看待我”的问题愈发突显。审视新疆当代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在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各民族文学大都是“向东看”，即以苏联为标杆，同时也都在追求文学的“全国性”。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各民族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向内转”的态势。对于汉族文学来说，就是建构和凸显文学的本土文化特性。无论是周涛倡导的“新边塞诗”还是董立波的“下野地小说”创作，都标志着新疆当代汉族文学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在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的同时，向民族文化回归成为了更强劲的思潮，历史小说创作热潮的出现就是突出的表征。然而，由于一个时期下价值引导和政策规范的弱化，历史小说中出现了过度强化民族文化认同而弱化国家认同的倾向，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这样一种复杂背景下，调查梳理新疆各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的现状与动态，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趋势下各民族文学乃至文化的关系，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无论是“历时性”的文学传播历程研究还是“现时性”的文学传播现状研究，都需要高度重视“传播力场”的作用。根据洛文塔尔的观点，个体表达、传播媒介、政治模式、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都是“传播力场”的主要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复杂的传播动态结构，我们只有在这种结构中，才能有效阐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既相对稳定又变动不居的文学传播活动。

（三）新疆多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方式研究

自文学产生之日起，文学传播就同步发生了。文学传播方式随着人类社会进步、文学发展、技术革新、媒介变革等因素的演进变迁而不断丰富升级。

口头传播在人类传播史上曾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即使在文字产生后，口头传播在漫长的岁月中仍然与文字传播并存。在当代，随着新疆各民族书面文学的迅速发展，其已逐渐取代口头文学占据了主体地位，文学传播也相应地更依赖于现代传播方式，如文学教育、文学翻译、出版发行、文学批评、学术会议、影视改编等。在这些领域，新疆的文学传播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比如，汉语文学翻译更注重本土少数民族文学，民语文学翻译则更注重内地文学和外国文学。又如文学批评，各民族文学批评都聚焦本土文学，但汉语文学批评在关注本土汉语文学创作的同时，亦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民语文学批评则主要关注本民族文学；各民族交互式文学批评相对较少，一体化的文学批评场域尚未完全形成。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文学传播方式又有了新的变化。网络的诞生与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催生了文学网站、文学客户端这类新的文学传播媒介。此外，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也发挥着文学传播功能。不过，就新疆文学而言，通过这些信息化传播方式传播的文学信息还相对较少。

研究传播方式还需要考虑市场化传播与行政化传播的不同。一般而言，市场化传播更加注重传播策略。当然，其策略因目的不同也有高下之别。有的传播只以经济效益为目的，只是把文学作品作为商品来营销，至于会对受众产生什么性质的影响并不被关心。有的传播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关注社会效益，其不仅在传播内容上具有更自觉的“把关人”意识，而且在传播策略上也更注重品味层次与长远效果，并力求通过更加细化的服务，培养受众的粘性。相较而言，行政化传播具有更明确的目的、更雄厚的实力和组织资源，但在传播方式与方法上往往比较粗糙，主要表现在对于受众的喜好与需求重视不够。在新疆，文学传播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太高，由政府主导的传播仍是文学跨族际传播的主要渠道。怎样在发挥既有优势的同时，适应文学传播发展趋势、不断丰富传播方式、持续优化传播策略，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