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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向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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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学研究是认知的重要背景

我们要研究多民族文学的传播，必然需要借助民族学的理论方法。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不同民族对民族共同体想象发生的早晚不一，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弱也不同，而且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会随着内部与外部复杂因素的变化和矛盾运动而变迁。中国地域辽阔，地域文化各具特色，即使同为汉民族文化，不同区域之间也有很大差异，但这种差异通常不会造成文化传播的重大障碍，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共同性发挥着更关键的作用，如相同的符号体系——汉字、相同的文化价值观、相同的审美心理等。但在不同民族之间，却存在着诸如语言文字、文化心理、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殊异，它们可能成为跨族际文学交流的障碍，也可能成为跨族际文学交流的动因——文化之间会因不同而相互吸引，这就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公理的理据之一。因而，在研究多民族地区文学跨族际传播问题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具有民族视野。曾有学者在新疆进行民族关系的调研，在关于干部群众跨族际交友问题上，民汉之间数据有较大差异，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主要原因在于民汉干部群众对于“朋友”的定义存在某些差异，当把这种文化心理差异考虑进去后，就会发现实际差异并不十分显著。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一致追求的是中国文学的“共同性”。20 世纪50 年代至60年代，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学，翻身解放、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平等团结、集体主义等都是国家认同的关键词，各民族的特性表现得并不十分突出。新时期之初，改革开放、现代化、勤劳致富等成为国家认同的关键词。90 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跨越式发展、国家崛起、复兴传统文化等成为国家认同的核心元素。但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文学中的“认同”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国家认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认同仍然是强劲的主旋律；另一方面，各民族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意识也在不断强化，但包括对曾经被“祛魅”的某些文化板块重新“构魅”的文化“回归”在内，绝大多数作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再寻觅与再发现，都还是在丰富着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那些对文化认同进行解构的倾向只是支流，当然，是值得警惕的支流。社会与文化思潮的演变，影响着文学跨族际传播的生态、广度、深度、层次、效果，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的梳理与辨析。

（三）社会—历史研究是对问题进行深度解读的必要途径

在对各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状况进行现象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它放在一定的社会、时代、历史、文化、环境、风俗等广阔背景之中去透视，以求准确分析其内在的复杂影响因素，是深化研究的有效策略。文学的传播除了受审美需求的驱动外，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意识形态需要、社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文学教育状况、精神消费水平等。在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尚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时候，对文学的消费愿望也是比较低的。在一个动荡的社会，文学的创作、出版、流通、批评、研究等都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基础，文学的传播自然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动荡往往会带来民族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加剧，这会成为文学跨族际传播的巨大障碍。相反，一个社会如果经济发展、族群关系和谐、执政党有意识促进多民族文化繁荣与交流交融，并以此作为构建新型民族关系、促进边疆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工具，那么，文学的生产与传播特别是跨族际文学的传播就会具备强劲的动力。这就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见到的情景。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在社会政治层面对各民族文学发展及跨族际传播影响最大的因素有3 个，即解放、团结、发展。随着阶级压迫的消除，新疆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而且在经济与文化生产力方面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执政党对于民族团结事业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推动，为各民族文学交流交融奠定了扎实的社会基础。中央对新疆始终如一而又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更是各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的强劲动力。因此，研究新疆各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问题，不能没有社会—历史视角，尤其不能缺失意识形态视角。

（四）调查研究是科学论证的利器

美国学者迈克尔·辛格尔特里说过：“调查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坐骑，使研究者和从业者能够快捷有效地收集大量资料，并且将资料用于实用性或理论性研究问题上”①详见迈克尔·辛格尔特里著《大众传播研究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页。。在调查研究方法中，问卷调查是便捷有效的方法，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定量研究的方法。对各民族不同类型、不同层次读者跨族际文学阅读与接受情况开展问卷调查，以翔实的数据描述各民族文学跨族际传播的现状与走势，是一种可倚重的方法。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是被广泛使用的方法。不过，我们要对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要注意避免样本偏差和问题诱导性。研究表明，不仅问卷内容、备选答案的诱导倾向会干扰受访者的独立判断，而且受访场合如办公室、教室、宿舍、路边等都可能对受访者答题造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