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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当代的古代诗学教化范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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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化”与梁启超的“新民”说。

古代“教化”范畴重视提升对个体道德修养，而梁启超先生也认识到国家的兴衰与国民道德有密切关系，故他提出了“新民说”。其“新民说”正是围绕道德问题展开的。他在《新民丛报发刊词》中说“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8]（p272）梁启超此处的“公德”指“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公共德行以及应该遵守的社会公共生活之道德准则。”[9]（p25）它强调国民的社会公德感和道德权利意识。

在梁启超看来，文学尤其是小说，是展开道德教化，达到“新民”目的的重要武器。他在其《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就曾引用了康有为的言论来宣扬小说的政治功效：“凡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10]（p54）梁启超先生在论述小说的重要功能时，高度评价了小说的“教化”价值。他一方面认为小说的目的在于“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即能培育“新民”，这使得小说具有浓郁的功利色彩；另一方面他还从心理学、美学的角度分析了小说的艺术魅力，他认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艺术价值，认为小说不能靠干瘪的说教来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它只能采取一种熏陶、浸渍、感染、影响的办法，通过感人的曲折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优美语言来潜移默化地实现，而这恰好是“教化”范畴所强调的“化”之作用。

总之，梁启超一方面倡导“新民说”，注重文艺对个体道德品性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他将古时“小道”的小说擢升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认为小说对国民道德、对改良群治、对社会变革都有重要作用，并充分注意到小说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认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教化”观，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正如朱栋霖所指出的梁启超关于小说社会政治功能作用的阐述的美学思想“源出于本土传统，而非西方。”[11]（p19）而我们认为这个“本土传统”正是古代诗学“教化”传统。

2.“教化”与“五四”学人的“文学启蒙”。

“文以载道”是古代“教化”范畴的理论内核，强调文学与道的密切联系，当然这个“道”在古代往往指儒家之道。从表面上看，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五四”学人对“文以载道”进行了猛烈抨击，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当议》就倡导“言之有物”并强调：“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12]（p12）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也说：“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迄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13]（p23）类似的说法在“五四”时期还有很多，其主要观点就是：一要改变文学对封建礼教的依附地位，恢复文学独立地位；二要坚持文学为启蒙服务。在“五四”学人看来，后一点比前一点更重要，因为文学的审美自觉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显然不合时宜，只有文学的思想启蒙功用才更能彰显其价值。如周作人写于1918年12月的《人的文学》就倡导“人的文学”，提倡以“人道主义”来代替儒家的孔孟之道。

但是从深层次意义上看，“五四”学人所持的文学启蒙的思路与古代“教化”范畴的思路却是一脉相承的。古代“教化”主张“文以载道”，而“文学启蒙”也视文学为改造人的观念和社会的重要手段，两者都持文学功利观，只是“文学启蒙”用“新道”替代了“旧道”，即用“人道主义”替代了儒家伦理道德之道。这正如宋剑华先生所指出的：“包括胡适、鲁迅、沈雁冰在内的五四作家，他们在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热心于思想启蒙之际，恐怕都没有意识到‘启蒙’的本义就是‘教化’。”[14]（p192）而“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文学创作实践活动，也正是围绕实现文学的社会功能展开的，体现了“五四”作家干预社会生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正是“教化”范畴的积极方面。

总之，“新文化运动”对“文以载道”的抨击，是当时反对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意只是针对那个“道”，即封建之道，而不是否定文学目的论。代“文以载道”而起的是新命题“为人生而艺术”，其实所“载”、所“明”的是一种具有近现代新内涵的“道”，是以人性、自由、科学、民主等新道代替过去的旧“道”而已。[15]（p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