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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当代的古代诗学教化范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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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教化”作为一个范畴也仍然存活于当代文论中，我们仍发现许多以“教化”为关键词来研究当代文艺现象的论文，如《在颠覆中承接：儿童文学“教化功能”刍议》[23]（p10）《论中国电影教化传统与道德表述特点》[24]（p96）《论网络媒体的教化功能》[25]（p86）等等。这些论文涉及艺术研究、文化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西方文论研究等各个领域。由此可见，古代“教化”旺盛的生命力，它在当代文论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佐证了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

三、“教化”范畴贯穿古今的原因

“教化”之所以能成为贯穿古今的范畴，是因为“教化”范畴已成为积淀于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它和本民族国民性、民族性（即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有密切关系。

其一，与西方社会不同，以血缘宗法为根基的宗族社会是上古中国的社会基本形态。关于这一点，梁启超早已指出：“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而梁启超先生所谓的这种宗法制度正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商代奴隶主贵族阶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实行宗族制度。”[26]（p85）直到周代，宗族关系仍然是周代政治权力的基础。国家就是由种种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群体构成的。[27]（p786）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形式是“教化”得以展开的条件。因为在这种血缘宗法制度下，李泽厚先生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它同时还是一种和氏族血缘相联系的伦理道德上的情感关系，而且二者是不能分离的。一方面，对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与服从关系的违反，同时就被看作是对和氏族血缘关系相联系的伦理道德原则的背离；另一方面，政治上、经济上的措施如果不符合同氏族血缘关系相联系的伦理道德原则，那就会遭到谴责和反对。伦理道德原则成了人与人的关系和处理这种关系的最高准则。”[28]（p61）李先生的论述一方面说明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是紧密联系着的，甚至是重叠的；另一方面，正因为宗族成员之间有密切的血缘伦理关系，故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往往不能采取强制性措施来使社会成员遵守，而往往更需要宗族长辈从血缘亲情出发，依托家族内的名望、地位和处世的经验来教育感化晚辈，即采用“教化”的方式来稳固家庭家族结构，从而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在其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由“长老统治”的礼治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礼并不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个人的敬畏感，使人服膺。[29]（p61）费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乡土权力结构中，除了“横暴权为”和“同意权力”外，还有“教化权力”。无疑这种“教化的权力”对国民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国民性的塑造也是重要的。总之，这种由血缘亲情所生发出的教化意识渗透于远古人们的思维方式，并成为“心理积淀”，可以说这是文学“教化论”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二，儒家教化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影响巨大。李泽厚先生在全面比较了中国古代各家、各派思想之后，认为“儒家的确在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上起了主要作用。”[30]（p317）而儒学思想无疑是以“教化”为核心的。李景林先生就曾将儒家学说称为“教化的哲学”而与西方哲学加以区分，他说“儒学具有‘教化’的功能和作用，这使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同于西方哲学”，“对于儒学这个‘教化’境域中的哲理系统，我们实无以名之，姑且强为之名曰‘教化的哲学’。”[31]（p4）

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周代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直系血亲家族的繁衍，旁系血亲支脉越来越多，宗族中的血亲关系也变得渐渐生疏，长久以来以血缘关系为维系纽带的宗法统治便越发脆弱了。一些领主在自己封地内对土地和人口有直接管辖权，形成“多级领主土地所有制形态，”[32]（p209）这使得周王室的控制力逐渐丧失。而一些领主更是置“长幼、尊卑、上下”的周礼不顾，一度出现了“八佾舞于庭”“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乱象。

儒家正是在这样“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下产生的。汉代刘歆曾在《七略》中如此评价儒家：“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刘歆即认为“教化”是儒家的主旨，儒家以培养“仁义”的个体为目标。儒家的确是以个体人格完善和社会和谐为目标，他们认为人性可以通过“教化”加以改变，而文学就是教化的重要工具。如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荀子》亦曰:“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总之，儒家高度重视文学中的道德教化作用，其“教化”观在古代文论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不仅使得文学“教化论”成为两千年中国文学理论的主流，还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于国民心里，而且“教化”所呈现出的思维模式已经渗透于我们民族的大脑、灵魂和发肢，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