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是与非 ——回眸当代“传统文化热”(2) - 当代医药论丛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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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是与非 ——回眸当代“传统文化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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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96年，由孙卓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帝》和2005年由江奇涛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也都因为重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奇特性格、丰功伟业而赢得了相当不错的收视率。这一切，与“百家讲坛”中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蒙曼《女皇武则天》的收视热烈互为呼应，进一步推动了“帝王文化热”的持续升温。

当代文化人在开阔的历史背景下描绘那些有作为的皇帝的丰功伟业和复杂人格：顺治的锐意求治与喜怒无常，康熙的文略武功和手腕多变，雍正的励精图治与刻薄寡恩，乾隆的潇洒练达与狂放不羁，武则天的野心勃勃、手段厉害又多有建树，均被写得血肉丰满，令人难忘。这些作品取得的巨大成功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从作家的角度看，选择这些有作为的帝王作为自己创作的史诗的主人公，是因为这是一批“善于学习、勇于开拓的皇帝。他们一个个雄才大略、治国有方，在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用强有力的手段惩治贪污，提倡清廉，抑制并延缓了腐败的速度，推迟了腐败的进程……完成了重大的历史使命，把中国的封建社会推上了最后一个高峰。……他们应该说是成功者”④。这样的表述是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欣赏“明君”的心理的。在明君的治理下，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灿烂，这其实是无数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尤其是在经历过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的压抑后，人们自然会格外怀念那些历史上的“盛世”。另一方面，那些帝王中的英雄人物叱咤风云、勇于进取、担当重任的性格与伟业，也充满了浩大的气势、浪漫的风格。他们的故事与世俗化年代里“新写实小说”的冷漠气息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而且，这些长篇历史小说的鸿篇巨制也延续了从《三国演义》到《李自成》的“中国史诗”传统，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底蕴厚重、光彩夺目的篇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早于上述“帝王故事”，其实还有众多的 “士大夫故事”值得关注。

在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士大夫秉持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守护着“天下为公”的人文理想，践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尽管在前进道路上常常遭遇专制主义的霸道、无耻小人的构陷、风云变幻的冲击，可仍然有许多士大夫不顾“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无用则藏”的规劝，特立独行，不怕困难，不惧牺牲，去进取，去奋斗。从孔子到屈原，从李膺、范滂到王安石、苏东坡，从韩愈、柳宗元到辛弃疾、李纲、方孝孺，从顾宪成、高攀龙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到蔡元培、鲁迅……一部中国文化史，许多篇章都是由士大夫以满腔热情和不朽功业写成。因此，“士大夫故事”值得大书特书。说到当代的“士大夫故事”，不可忘记陈翔鹤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前者敢于以古代的隐士作为主人公，敢于超越阶级分析的“主旋律”而理解陶渊明的通脱、豁达，在那个年代里，就显得难能可贵。《广陵散》的本意是写旧时代“具有反抗性、正义感的艺术家们，曾经遇见过怎样的一种惨痛不幸遭遇”，但作家着眼于刻画嵇康“颇为复杂”的性格（“他有崇尚老庄，信任自然，饮酒放荡的一面，也有任侠的一面。……他也还有庸俗落后的一面，如他教他的儿子如何小心翼翼地对人对事……以及自己相信导养服食……可以长生不老之类。但他最主要和可贵的，还在于他有‘刚肠嫉恶’‘不堪俗流’‘非汤武而薄周孔’，反抗传统礼法的一面。”⑤）因此他在那个年代显得卓尔不群，也注定了命运多舛。此外，还有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写出了海瑞为民请命、不怕罢官的铮铮铁骨。吴晗因写此剧遭遇无妄之灾，堪称千古奇冤！

到了新时期，杨书案198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孔子》及后来出版的《炎黄》《老子》《庄子》《孙子》组成了独具特色的“诸子系列”。作家曾经说过：“我写《孔子》《炎黄》《老子》，是把它当作中华文化溯源的三部曲来写的。”⑥由此可见贯穿于“诸子系列”的，也是“寻根”主题。由于史料缺乏，“诸子系列”多有虚构之笔。相比之下，刘斯奋的长篇小说《白门柳》则写得笔酣墨畅。此书第一部出版于1984年，第二部出版于1991年，第三部出版于1997年，并很快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04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也上映。这部作品旨在“描写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在天崩地裂的社会转折期的心态”，揭示“他们受到文化传统、时代氛围和社会发展阶段三方面制约。例如，中国文化传统给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准备了许多退路：做官固然好，做不成官归隐也清高，尽忠而死光荣，为尽孝活着也可以，飞黄腾达或沦为乞丐都有道理，等等，文化的多义性造成思想的复杂性”。作家希望以此写出“人类在社会前进中付出的代价。这个过程既是痛苦的，也是惊人的，因为历史包含的文化意蕴很多是很美的”⑦。在对复社诸君子风流倜傥风度的描写中，可以使人感受到作家鲜明的士大夫情怀；在关于复社诸君子激烈党争的刻画中，也不难看出作家对古代士大夫“清议”传统的复杂感情：一方面，是非之争必须旗帜鲜明，难以调和，另一方面，是非之争也与名利算计、家庭责任浑融一体，呈现泥沙俱下之态，一言难尽；而在关于易代之际悲凉之雾遍被士林的渲染中，也透露出作家的文化关怀与沧桑之叹，这关怀与感叹体现出作家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