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是与非 ——回眸当代“传统文化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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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也是在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上映后，好评如潮。电影讲述了两个京剧艺人同甘共苦又爱恨交织的生命故事，自始至终弥漫着哀婉动人的

也是在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上映后，好评如潮。电影讲述了两个京剧艺人同甘共苦又爱恨交织的生命故事，自始至终弥漫着哀婉动人的悲剧旋律和浓厚的京剧氛围。而悲剧的症结在于：真是人生如戏？中国的“戏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那些讲述人生悲欢离合、感慨世道变化万端，最终归于“大团圆”的戏剧，在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业余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千差万别的人生。“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的说法尽人皆知，也表达了中国人的一种价值观：人生如戏，不值得认真计较；曲终人散，应看淡世间恩怨。而程蝶衣的情感悲剧不就在于他入戏太深吗？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写出了艺人与戏迷的共同体验：唯其入戏太深，才能体会悲剧的真味！这世间，多少人明明知道人生如戏也不愿意游戏人生！此片一度被禁映，后因获法国戛纳影展金棕榈大奖才准公映，但不能参加大陆电影金鸡奖、百花奖的评选。在台湾，《霸王别姬》被列为大陆电影，不能参加金马奖的评选。在香港，《霸王别姬》倒是没被禁映，但是不算香港电影，也不能参加金像奖评选，可谓既幸运又命运多舛。陈凯歌一直对拍摄历史题材情有独钟，《霸王别姬》以后还拍过《荆轲刺秦王》《蝶舞天涯》《梅兰芳》《赵氏孤儿》《道士下山》等影片，表现出倾心传统文化的情怀。

由此看来，1993年前后，文学界和影视界的“传统文化热”进一步在聚焦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上散发出新的光芒。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相当深刻的作品不断遭遇禁令，可见文化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描绘与官方“弘扬传统文化正能量”的号召很不一样；另一方面，在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无论是《曾国藩》那样的历史小说，还是《活着》《白鹿原》《废都》这样的写实之作，都越来越呈现出传统文化的本色来，让人欲哭无泪、百感交集。讴歌与叹息水乳交融，感慨与凝视一言难尽。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的社会与人生，从来都是悲喜交织、五味俱全、一言难尽啊！

①周熠：《二月河纵论历史小说创作》，《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2月28日。

②早在1937年，宋之的著有话剧《武则天》。1939年，柯灵编剧的电影《武则天》上映。1957年，林语堂著《武则天传》出版。1960年，郭沫若发表话剧《武则天》剧本。20世纪90年代中，张艺谋曾有意拍电影《武则天》，约了赵玫、须兰、苏童、格非、北村等作家写同题小说《武则天》，一时盛况空前。可参看刘传霞：《20世纪文学叙事中的武则天》（《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武则天一直成为文学的热门话题，与她的传奇经历、复杂性格都很有关系，同时也折射出20世纪女性解放思潮和做翻案文章的思潮在文学上的大行其道。

③赵玫：《关于那个女人》，《上官婉儿》，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8、12页。

④凌力：《天子——孙子——孩子》，《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

⑤陈翔鹤：《陈翔鹤选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1页。

⑥杨书案：《历史小说创作回顾》，《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第361页。

⑦引自董之林整理：《叩问历史，面向未来》，《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⑧黄子平：《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第6期。

⑨唐浩明：《〈曾国藩〉创作琐谈》，《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⑩唐浩明：《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塑造》，《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问答》，《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陈思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广电部副部长王枫明确表示〈废都〉〈白鹿原〉不能上银幕》，《文摘报》1993年12月12日。

?贾平凹：《废都·后记》，《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页。

五就在“寻根热”风起云涌之时，一批作家先后发表了多部以帝王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与新时期之初产生的多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自学成才、军人出身的二月河从1984年起着手撰写《康熙大帝》，到1996年完成《乾隆皇帝》，在十二年持续不懈的努力下，完成了520万字卷帙浩繁的“落霞三部曲”，在书市上长期畅销。根据上述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在1993—2002年间相继播出，在荧屏上掀起了一股热潮。其中，尤其是《雍正王朝》因为突出了雍正帝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性格而产生了轰动效应。谈及自己的历史观，作家自道：“我最初写康熙，是把他作为民族的优秀人物来写的。我就是想把满人入关后的虎虎生气、开拓疆域和实现民族的大融合展现给读者。我认为，康、雍、乾三代清帝是华夏民族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百多年时期，生产发展，疆域辽阔，民族团结，社会安宁。我觉得对历史人物，既不能搞阶级斗争论，也不能搞成分论。不能以阶级以成分定终身。帝王要是对发展生产、社会安定有贡献，就应有所肯定。农民起义，若是对社会对生产有破坏，损失太重，也不应一味唱赞歌。帝王也有明君，农民也有痞子。当然，对康、雍、乾我是肯定又否定。上述是肯定的一面，还有否定的一面。如搞权谋、文字狱，专横、排外、封闭、保守，等等。这是康、雍、乾朝要负责的。再一点，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我要揭示其腐朽没落的本质，充其量它是落日的辉煌。”①另一位热衷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是工人出身的作家吴因易。他的《唐明皇》四部曲于1985—1988年间出齐。1989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反响热烈，1993年荣获全国电视“飞天奖”。他在1987—1991年间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则天大帝》四部曲也为现代文学以来一直为作家们偏爱有加的“武则天故事”增添了一部厚重之作。②众多关于武则天的小说、电视剧的纷纷问世为“帝王戏”增添了特别的风景。在武则天的精明能干、敢作敢为中，透露出能够为当代人理解的“女汉子”气势。研究清史的学者凌力在1980—1981年间就出版了描写清末捻军故事的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1987年，又出版了刻画顺治皇帝悲剧性格和传奇命运的长篇小说《少年天子》（1991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2003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1991年出版描绘明末清初历史巨变的长篇小说《倾城倾国》，1993年出版《暮鼓晨钟——少年康熙》，完成“百年辉煌”三部曲。这个系列与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正好形成一个历史长河的更大的系列。此后，凌力还于1999年出版了以鸦片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梦断关河》，将目光移到民间，讲述昆曲艺人和清军官兵的悲壮抗争故事。还于2008年出版长篇小说《北方佳人》（2009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上映），因为成功展现了元末明初的一段历史风云而引人瞩目。小说通过蒙古族女主人公洪高娃以博大、仁慈、宽容的母性光辉和友爱化解各部落豪强们的矛盾与阴谋，却终于难以挽回一个民族霸业的颓势，道尽历史沧桑、人生感慨：命运天注定，无力可回天。此篇钩沉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又以一位女中豪杰为主人公，显示了作家独到的历史眼光，还能联想到武则天。从《星星草》到“百年辉煌”三部曲再到《梦断关河》《北方佳人》，在近三十年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凌力走过了一条从民间到宫廷又回归民间，从讴歌农民英雄到欣赏有为帝王再到发现女性豪杰的创作道路，其上下求索之匠心，灼热可感。她因此在当代众多书写帝王功业的作家中独树一帜。赵玫在1994年到2001年间完成了“唐宫女性三部曲”——《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在这三部曲中，赵玫无意去还原历史的厚重，而是满腔热情地表达了对那三位女性的欣赏：“武曌从来就是个说干就干、行动精神很强的女人。她此生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士大夫们的崇尚清谈、坐而论道了。”她还赞叹：“这个非凡的女人有着多么卓越的情和欲。她竟然不曾感到岁月的无情，而只是任凭着生命耽溺于无尽的激情中”。“她是暴虐的凶恶的狠毒的，但又是杰出的伟大的青史留名的；但就在同时，她可能还是痛苦的无奈的绝望的而且是可怜的”。到了《高阳公主》中，赵玫更以高亢的激情赞美了高阳公主与和尚浮屠辩机冲破了层层障碍的爱情故事；到了《上官婉儿》中，她进一步呼应了《武则天》的政治主题：“婉儿还为提升女人的地位而竭尽全力……是则天称帝这事实本身，开了女性多问政治的先河，从此妇女们便拥有了施展她们政治才华的无限可能和广阔空间。……婉儿的时代，女人们不仅多问政事，而且拥有了她们自己的感情生活。那是一个女性不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止于此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并且很难超越的女性权力的巅峰。”③就这样，作家以她饱蘸激情的文字成功刻画出唐代“女强人”的性格，也借此表达了当今女权主义作家对史上“女强人”的强烈认同。此外，1996年，由孙卓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帝》和2005年由江奇涛编剧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也都因为重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奇特性格、丰功伟业而赢得了相当不错的收视率。这一切，与“百家讲坛”中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蒙曼《女皇武则天》的收视热烈互为呼应，进一步推动了“帝王文化热”的持续升温。当代文化人在开阔的历史背景下描绘那些有作为的皇帝的丰功伟业和复杂人格：顺治的锐意求治与喜怒无常，康熙的文略武功和手腕多变，雍正的励精图治与刻薄寡恩，乾隆的潇洒练达与狂放不羁，武则天的野心勃勃、手段厉害又多有建树，均被写得血肉丰满，令人难忘。这些作品取得的巨大成功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从作家的角度看，选择这些有作为的帝王作为自己创作的史诗的主人公，是因为这是一批“善于学习、勇于开拓的皇帝。他们一个个雄才大略、治国有方，在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用强有力的手段惩治贪污，提倡清廉，抑制并延缓了腐败的速度，推迟了腐败的进程……完成了重大的历史使命，把中国的封建社会推上了最后一个高峰。……他们应该说是成功者”④。这样的表述是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欣赏“明君”的心理的。在明君的治理下，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文化灿烂，这其实是无数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尤其是在经历过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的压抑后，人们自然会格外怀念那些历史上的“盛世”。另一方面，那些帝王中的英雄人物叱咤风云、勇于进取、担当重任的性格与伟业，也充满了浩大的气势、浪漫的风格。他们的故事与世俗化年代里“新写实小说”的冷漠气息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而且，这些长篇历史小说的鸿篇巨制也延续了从《三国演义》到《李自成》的“中国史诗”传统，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底蕴厚重、光彩夺目的篇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早于上述“帝王故事”，其实还有众多的 “士大夫故事”值得关注。在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士大夫秉持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守护着“天下为公”的人文理想，践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尽管在前进道路上常常遭遇专制主义的霸道、无耻小人的构陷、风云变幻的冲击，可仍然有许多士大夫不顾“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无用则藏”的规劝，特立独行，不怕困难，不惧牺牲，去进取，去奋斗。从孔子到屈原，从李膺、范滂到王安石、苏东坡，从韩愈、柳宗元到辛弃疾、李纲、方孝孺，从顾宪成、高攀龙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到蔡元培、鲁迅……一部中国文化史，许多篇章都是由士大夫以满腔热情和不朽功业写成。因此，“士大夫故事”值得大书特书。说到当代的“士大夫故事”，不可忘记陈翔鹤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前者敢于以古代的隐士作为主人公，敢于超越阶级分析的“主旋律”而理解陶渊明的通脱、豁达，在那个年代里，就显得难能可贵。《广陵散》的本意是写旧时代“具有反抗性、正义感的艺术家们，曾经遇见过怎样的一种惨痛不幸遭遇”，但作家着眼于刻画嵇康“颇为复杂”的性格（“他有崇尚老庄，信任自然，饮酒放荡的一面，也有任侠的一面。……他也还有庸俗落后的一面，如他教他的儿子如何小心翼翼地对人对事……以及自己相信导养服食……可以长生不老之类。但他最主要和可贵的，还在于他有‘刚肠嫉恶’‘不堪俗流’‘非汤武而薄周孔’，反抗传统礼法的一面。”⑤）因此他在那个年代显得卓尔不群，也注定了命运多舛。此外，还有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写出了海瑞为民请命、不怕罢官的铮铮铁骨。吴晗因写此剧遭遇无妄之灾，堪称千古奇冤！到了新时期，杨书案198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孔子》及后来出版的《炎黄》《老子》《庄子》《孙子》组成了独具特色的“诸子系列”。作家曾经说过：“我写《孔子》《炎黄》《老子》，是把它当作中华文化溯源的三部曲来写的。”⑥由此可见贯穿于“诸子系列”的，也是“寻根”主题。由于史料缺乏，“诸子系列”多有虚构之笔。相比之下，刘斯奋的长篇小说《白门柳》则写得笔酣墨畅。此书第一部出版于1984年，第二部出版于1991年，第三部出版于1997年，并很快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04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也上映。这部作品旨在“描写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在天崩地裂的社会转折期的心态”，揭示“他们受到文化传统、时代氛围和社会发展阶段三方面制约。例如，中国文化传统给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准备了许多退路：做官固然好，做不成官归隐也清高，尽忠而死光荣，为尽孝活着也可以，飞黄腾达或沦为乞丐都有道理，等等，文化的多义性造成思想的复杂性”。作家希望以此写出“人类在社会前进中付出的代价。这个过程既是痛苦的，也是惊人的，因为历史包含的文化意蕴很多是很美的”⑦。在对复社诸君子风流倜傥风度的描写中，可以使人感受到作家鲜明的士大夫情怀；在关于复社诸君子激烈党争的刻画中，也不难看出作家对古代士大夫“清议”传统的复杂感情：一方面，是非之争必须旗帜鲜明，难以调和，另一方面，是非之争也与名利算计、家庭责任浑融一体，呈现泥沙俱下之态，一言难尽；而在关于易代之际悲凉之雾遍被士林的渲染中，也透露出作家的文化关怀与沧桑之叹，这关怀与感叹体现出作家的忧患意识。当代以明末清初历史巨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有《李自成》《白门柳》《倾城倾国》，由此不难看出当代作家的“晚明情结”。学者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及其续编《制度·言论·心态》以及秦燕春的《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收获。黄子平曾经谈及：“出于对‘我们的’时代氛围刻骨铭心的体验吧。明代政治的暴虐已为人所周知，赵园更关心的是，士对暴政的批评角度，由此彰显的士的自我反省能力，他们关于政治暴虐的人性后果、士的精神斫丧的追究，对普遍精神疾患的诊断， 以及由此表达的对‘理想人格’的向往。”⑧曾有过的那个大变动年代，外族入侵的危机压顶，社会矛盾的积重难返，思想解放的杂语喧哗，都拧在了一起，并化作了巨大的危机感。四百多年过去了，当代人仍然耿耿难忘。同时，当代思想界的“鲁迅热”“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提出的尖锐问题（例如“鲁迅是否已经过时？”“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等），也都与上述士大夫题材的小说构成了一种发人深思的对话关系。虽然，20世纪80年代过后，随着世俗化浪潮的高涨，关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议论也扩散开来，但读书界关于“民国大师”（如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钱穆……）的回忆与研究热潮却一直引人注目。这一股思潮与20世纪90年代思想界、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热潮正好汇合，昭示了知识分子在世俗化年代的立场——在边缘化的位置发出批评社会弊端、推动文化发展、激励民族信念的声音。另一方面，知识界围绕着“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发生的严重分裂也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极其复杂，以及知识界在选择前进道路时的左右两难、莫衷一是。各种争鸣的杂语喧哗在瓦解了“一言堂”的专断的同时也促成了一个时代的焦虑与迷惘。非理性思潮因此得以大行其道。六1990—1992年间，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出版，立刻风靡书市。一时间，“从政必读《曾国藩》”的说法不胫而走。从那时起，《曾国藩》一书一直畅销，影响广及华语世界。李锐也在《读书》杂志1992年第9期发表《为什么“独服曾文正”》一文，其中写道：“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权位显赫、作用极大、很有影响的人物，又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他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其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随着《曾国藩》一书的畅销，《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文集》《曾国藩谋略》《曾国藩家族》《曾国藩兵法》《曾国藩奏折》《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纷纷面世。“曾国藩热”成为“传统文化热”中一个特别的看点。值得注意的是，唐浩明一方面写出了曾国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功之道，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他的性格复杂：“既魄力宏大，又胆气薄弱；既冷酷残忍，又温情脉脉；既老谋深算，又轻信人言；既敢于斗争，又忧馋畏讥；既自强自立，又相信命运；既严肃端谨，又诙谐风趣……但是曾国藩的修养却是超等的。他的修养成就植根于他的学养和意志。”⑨他特别注意到“此人辉煌的表象所包裹的却是一颗充满了忧郁和怯懦的心灵。为什么越是声誉隆盛，他越是忧郁？为什么越是战功显赫，他越是怯懦？写出这中间复杂微妙的内在关联，以及导致这种极大反差的社会缘故、个人因素，那么也就写活了曾国藩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⑩。这样的思考不仅写出了曾国藩的复杂性格，也发人深思：中国的传统文化致力于“心学”的建构、人格的塑造、和谐关系的经营，可为什么“做人难”“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之类处世格言长久流传？为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都以本土的故事讲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人心叵测的凶险、人与人斗争的残酷、人生道路的坎坷？中国文化的深刻矛盾究竟是在儒家的虚伪、道家的世故、法家的严苛、兵家的诡谲，还是在人心的深不可测？所以，作家对曾国藩的崇敬也没有使他绕过“曾剃头”的骂名；从初办团练就严惩闹事的百姓，“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一直到平定太平天国征途上杀人如麻；既有与洪杨争人心的英雄情怀，也有为筹军饷不得不为贪官请入乡贤祠的权变；既重修养，主静能忍，也劳神焦虑，活得很累；既建立了丰功伟业，也留下深深的遗憾：出身翰林，却没能在吟诗作赋、著书立说上赢得功名……孟子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曾国藩呢？可谓“生于忧患”，也死于遗憾啊！事实上，曾国藩死后，关于他的功过是非，不是也一直聚讼纷纭么？就在《曾国藩》出齐后不久，余华发表了中篇小说《活着》。小说通过一个赌徒福贵败家，却也因为败家逃过了政治灾难的故事，写出了人生无常，及“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的道家哲理。然而，此后真的就否极泰来了吗？福贵一家在苦难年代接连不断遭遇悲剧的故事似乎又质疑了福祸无常的哲思。作家没有由此走向反思的道路，而是以近乎麻木的口吻揭示了屡遭厄运的主人公在苦难中“日子还得好好过下去”的皮实信念，表达了对普通人逆来顺受、好好活着的理解之情。这样的主题令人想起李準在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中礼赞“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的主题，只是，《活着》中浸透的苦涩中混合了麻木、忍从，甚至没心没肺的感觉完全与崇高、顽强、坚韧不拔无关。小说写出了麻木中有皮实、没心没肺中有韧性的平常心，显示了作家对底层百姓的深刻理解。这篇小说因此与启蒙的文学（从鲁迅的《阿Q正传》到柳青的《创业史》到韩少功的《爸爸爸》）告别，在世俗化年代里激起了一片认同的声音：张艺谋很快将小说搬上了银幕，在1994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载誉归来。虽然因未经国家电影局的审批和批准一直被禁止公映，却一直很有影响。此后又被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改编为话剧上演。小说后来获得多项大奖：从1994年获中国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到1998年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再到1999年入选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一直到2004年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名著。《活着》之后，刘恒发表了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盛可以发表了长篇小说《活下去》（一名《北妹》），贾平凹发表了长篇小说《高兴》，都可以看出与《活着》的一脉相承，在世俗化年代里掀起了重新认识底层民众、重新认识“阿Q精神”的小高潮。是的，儒家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老子》中也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豪言壮语，可尽管如此，“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依然深入人心。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活着不易。1993年，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也问世了。作家“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而这个灵魂绝不只是纯洁、高大上的。“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由此可见作家其实是延续了“寻根”的思路。小说主人公白嘉轩坚守“耕读传家”的儒家活法，却不期遭遇乱世，多经磨难。他待长工鹿三如兄弟；可他的儿子白孝文潜心读书，却先是迂腐，后又放纵，让他失望；他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却在巧取鹿家风水宝地时费尽心机；他坚决维护传统道德，却在惩罚田小娥时下手残忍；他苦苦挣扎，却终不敌世道巨变。小说写出了儒家文化在大动荡年代的坚持与飘摇，也写出了儒家文化的隐忧（坚守传统道德能够抵御外来的诱惑、维护家族的团结么？），还有恒久坚忍的生命力（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感召，土匪黑娃最后如何可能浪子回头？）。这样的眼光，这样的手笔，才可谓写出了传统文化的复杂性。而小说里饱读古书、一生与人为善的“圣人”朱先生料事如神，也显示了传统文化的神奇：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朱先生关于白鹿原“变成鏊子”的叹息发人深思。小说因此也引起了非议，影响所及，评“茅盾文学奖”时颇不顺，在多年时间里拍电影、电视剧的计划也一再搁浅。?一直到2006年才由导演林兆华搬上舞台，2012年才由导演王全安拍成电影，2016年才由导演刘惠宁、刘进拍成电视剧。小说《白鹿原》的畅销与影视剧的千呼万唤始出来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与《白鹿原》同年出版也同样畅销的，是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小说有“当代的《金瓶梅》”之称。尽管作家自道此书是“苦难之作”?，但小说中大量的性描写还是招致了惊悚的非议，一度被禁。小说主人公庄之蝶这个名字已经昭示了与道家文化的深刻联系，也流露出“我是谁”的困惑：“恍惚如梦，一时倒真不知了自己是不是庄之蝶？如果是，往日那胆怯的他怎么竟做了这般胆儿包天的事来？如果不是，那自己又是谁呢？！”由此使人联想到王蒙发表于1980年的小说《蝴蝶》。小说主人公张思远从市委书记到“走资派”的突变也引出了庄生梦蝶的联想：“庄生是醒，蝴蝶是梦吗？抑或蝴蝶是醒，庄生是梦？他是庄生，梦中化作一只蝴蝶吗？还是他干脆就是一只蝴蝶，只是由于做梦才把自己认作一个人，一个庄生呢？”《蝴蝶》由此开启了一个革命者对革命的反思：革命者是如何在革命中迷失自我的？到了《废都》，一个事业有成的作家，在世俗化浪潮高涨的年代里，身陷情感与欲望的旋涡，不能自拔，为庄生梦蝶的困惑增添了新的忧思：当现代化鼓荡起的人心浮躁、人欲横流、人性退化已经势不可挡时，人的异化还会怎样发展？书中庄之蝶那句“一切都不能挽救了”可算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迅速弥漫开来的“信仰危机”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进程、世俗化的热闹而消散。官场的贪污腐败，文人的放浪形骸，文化的浮华泡沫，环境的危机重重，百姓的怨气冲天，都使深深的失望、戾气弥漫了开来。小说中有一处庄之蝶谈论保健品的兴盛：“这现象倒不是好现象……魏晋时期社会萎靡，就兴过气功，炼丹，寻找长生不老药……”也道出了世道的隐忧，就如同鲁迅当年讽刺过的那样：“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致许寿裳》，1918年8月20日）“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敌，造谣买田。”（《准风月谈·中国的奇想》）从这个角度看，《废都》是写出了传统文化的阴暗面的。也是在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上映后，好评如潮。电影讲述了两个京剧艺人同甘共苦又爱恨交织的生命故事，自始至终弥漫着哀婉动人的悲剧旋律和浓厚的京剧氛围。而悲剧的症结在于：真是人生如戏？中国的“戏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那些讲述人生悲欢离合、感慨世道变化万端，最终归于“大团圆”的戏剧，在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业余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千差万别的人生。“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的说法尽人皆知，也表达了中国人的一种价值观：人生如戏，不值得认真计较；曲终人散，应看淡世间恩怨。而程蝶衣的情感悲剧不就在于他入戏太深吗？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写出了艺人与戏迷的共同体验：唯其入戏太深，才能体会悲剧的真味！这世间，多少人明明知道人生如戏也不愿意游戏人生！此片一度被禁映，后因获法国戛纳影展金棕榈大奖才准公映，但不能参加大陆电影金鸡奖、百花奖的评选。在台湾，《霸王别姬》被列为大陆电影，不能参加金马奖的评选。在香港，《霸王别姬》倒是没被禁映，但是不算香港电影，也不能参加金像奖评选，可谓既幸运又命运多舛。陈凯歌一直对拍摄历史题材情有独钟，《霸王别姬》以后还拍过《荆轲刺秦王》《蝶舞天涯》《梅兰芳》《赵氏孤儿》《道士下山》等影片，表现出倾心传统文化的情怀。由此看来，1993年前后，文学界和影视界的“传统文化热”进一步在聚焦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上散发出新的光芒。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相当深刻的作品不断遭遇禁令，可见文化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描绘与官方“弘扬传统文化正能量”的号召很不一样；另一方面，在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无论是《曾国藩》那样的历史小说，还是《活着》《白鹿原》《废都》这样的写实之作，都越来越呈现出传统文化的本色来，让人欲哭无泪、百感交集。讴歌与叹息水乳交融，感慨与凝视一言难尽。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的社会与人生，从来都是悲喜交织、五味俱全、一言难尽啊！①周熠：《二月河纵论历史小说创作》，《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2月28日。②早在1937年，宋之的著有话剧《武则天》。1939年，柯灵编剧的电影《武则天》上映。1957年，林语堂著《武则天传》出版。1960年，郭沫若发表话剧《武则天》剧本。20世纪90年代中，张艺谋曾有意拍电影《武则天》，约了赵玫、须兰、苏童、格非、北村等作家写同题小说《武则天》，一时盛况空前。可参看刘传霞：《20世纪文学叙事中的武则天》（《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武则天一直成为文学的热门话题，与她的传奇经历、复杂性格都很有关系，同时也折射出20世纪女性解放思潮和做翻案文章的思潮在文学上的大行其道。③赵玫：《关于那个女人》，《上官婉儿》，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8、12页。④凌力：《天子——孙子——孩子》，《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⑤陈翔鹤：《陈翔鹤选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1页。⑥杨书案：《历史小说创作回顾》，《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第361页。⑦引自董之林整理：《叩问历史，面向未来》，《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⑧黄子平：《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第6期。⑨唐浩明：《〈曾国藩〉创作琐谈》，《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⑩唐浩明：《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塑造》，《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问答》，《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陈思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广电部副部长王枫明确表示〈废都〉〈白鹿原〉不能上银幕》，《文摘报》1993年12月12日。?贾平凹：《废都·后记》，《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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