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是与非 ——回眸当代“传统文化热”(3) - 当代医药论丛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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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是与非 ——回眸当代“传统文化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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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以明末清初历史巨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有《李自成》《白门柳》《倾城倾国》，由此不难看出当代作家的“晚明情结”。学者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及其续编《制度·言论·心态》以及秦燕春的《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收获。黄子平曾经谈及：“出于对‘我们的’时代氛围刻骨铭心的体验吧。明代政治的暴虐已为人所周知，赵园更关心的是，士对暴政的批评角度，由此彰显的士的自我反省能力，他们关于政治暴虐的人性后果、士的精神斫丧的追究，对普遍精神疾患的诊断，以及由此表达的对‘理想人格’的向往。”⑧曾有过的那个大变动年代，外族入侵的危机压顶，社会矛盾的积重难返，思想解放的杂语喧哗，都拧在了一起，并化作了巨大的危机感。四百多年过去了，当代人仍然耿耿难忘。同时，当代思想界的“鲁迅热”“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提出的尖锐问题（例如“鲁迅是否已经过时？”“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等），也都与上述士大夫题材的小说构成了一种发人深思的对话关系。虽然，20世纪80年代过后，随着世俗化浪潮的高涨，关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议论也扩散开来，但读书界关于“民国大师”（如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钱穆……）的回忆与研究热潮却一直引人注目。这一股思潮与20世纪90年代思想界、知识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热潮正好汇合，昭示了知识分子在世俗化年代的立场——在边缘化的位置发出批评社会弊端、推动文化发展、激励民族信念的声音。另一方面，知识界围绕着“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发生的严重分裂也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极其复杂，以及知识界在选择前进道路时的左右两难、莫衷一是。各种争鸣的杂语喧哗在瓦解了“一言堂”的专断的同时也促成了一个时代的焦虑与迷惘。非理性思潮因此得以大行其道。

六

1990—1992年间，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出版，立刻风靡书市。一时间，“从政必读《曾国藩》”的说法不胫而走。从那时起，《曾国藩》一书一直畅销，影响广及华语世界。李锐也在《读书》杂志1992年第9期发表《为什么“独服曾文正”》一文，其中写道：“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权位显赫、作用极大、很有影响的人物，又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他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其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随着《曾国藩》一书的畅销，《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文集》《曾国藩谋略》《曾国藩家族》《曾国藩兵法》《曾国藩奏折》《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纷纷面世。“曾国藩热”成为“传统文化热”中一个特别的看点。

值得注意的是，唐浩明一方面写出了曾国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功之道，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他的性格复杂：“既魄力宏大，又胆气薄弱；既冷酷残忍，又温情脉脉；既老谋深算，又轻信人言；既敢于斗争，又忧馋畏讥；既自强自立，又相信命运；既严肃端谨，又诙谐风趣……但是曾国藩的修养却是超等的。他的修养成就植根于他的学养和意志。”⑨他特别注意到“此人辉煌的表象所包裹的却是一颗充满了忧郁和怯懦的心灵。为什么越是声誉隆盛，他越是忧郁？为什么越是战功显赫，他越是怯懦？写出这中间复杂微妙的内在关联，以及导致这种极大反差的社会缘故、个人因素，那么也就写活了曾国藩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⑩。这样的思考不仅写出了曾国藩的复杂性格，也发人深思：中国的传统文化致力于“心学”的建构、人格的塑造、和谐关系的经营，可为什么“做人难”“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之类处世格言长久流传？为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都以本土的故事讲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人心叵测的凶险、人与人斗争的残酷、人生道路的坎坷？中国文化的深刻矛盾究竟是在儒家的虚伪、道家的世故、法家的严苛、兵家的诡谲，还是在人心的深不可测？

所以，作家对曾国藩的崇敬也没有使他绕过“曾剃头”的骂名；从初办团练就严惩闹事的百姓，“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一直到平定太平天国征途上杀人如麻；既有与洪杨争人心的英雄情怀，也有为筹军饷不得不为贪官请入乡贤祠的权变；既重修养，主静能忍，也劳神焦虑，活得很累；既建立了丰功伟业，也留下深深的遗憾：出身翰林，却没能在吟诗作赋、著书立说上赢得功名……孟子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曾国藩呢？可谓“生于忧患”，也死于遗憾啊！事实上，曾国藩死后，关于他的功过是非，不是也一直聚讼纷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