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时尚美学访彭静莲教授(7) - 当代医药论丛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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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时尚美学访彭静莲教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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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丽：依此相应地，审美人类学是关于人的审美意识/情感，以及活态审美文化的研究，在相关的研究中，您主要会关注哪些视角与维度？

彭静莲：我主要关注与人相关的能力与资源。每个人不管是什么身份，都有一种动原/力量/能动作用(agency)。比如在很多人眼中，难民往往被认为是可怜的，没有权力的。但我们在研究中会关注他们的能动性，会意识到他们也有资源，只是我们看不见。比如，他们也会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诸如他们有自己的人情关系和语言翻译方面的能力。这两种资本是隐性的，不容易被观察到，因为，它们更多存在于一种显性文化建构的过程之中。与此相关的是，在大多数艺术展中，被展演的多数是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尤其是想要参加跨国艺术展，在一些国家需经过官方的评定与筛选，正在成长中的年轻艺术家，以及富于创造性和个性的艺术家的作品很难通过这种审核。政府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需要有一个更良性的文化系统进行调适。

向丽：中国学者王南溟曾在《后殖民荣誉：艺术的“中国性”与艺术家的“中国身份”》一书中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性何在的问题，并指出，中国当代艺术因为没有本土艺术制度保障，而使通过特定筛选并输出到西方的中国艺术，成为了迎合东方神秘主义癖好的展演。(9)参见王南溟《后殖民荣誉：艺术的“中国性”与艺术家的“中国身份”》，Heidelberg Germany：古桥出版社，2012年。暂而不论其中的激进性，但对于艺术制度与审美制度的研究，不失为我们更纵深地看待西方的“东方主义”想象由来的一个隐性视角。

关注文化与艺术形构的过程是人类学介入美学研究之后，为当代美学打开的新的研究向度。审美和艺术是被建构的，抑或，审美和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形态是一种基本的文化事实，尽管这在传统美学和精英美学意识形态凝视中，它甚至不被讨论就予以否定和驱逐。然而，我一直认为，审美制度和审美制度问题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事实，在审美和艺术的建构抑或命名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在文化经济时代凸显的“审美资本”(aestheticcapital)，在关于“美”的授予与阐释系统中，都会因其主体和授予机制所蕴藉的审美与权力交叠共生的关系，产生不同的效果和影响。“美”在被建构的过程中如何显现与遮蔽，才是审美制度批判的真正对象。在田野中，我们会切实地感受到这些资本如何被运用及其效果，可否请您结合最近几年的田野个案对相关的问题做些交流？

彭静莲：最近几年，我主要转向时尚文化研究，尤其是关注中国、日本的时尚文化。当然这与我之前做的移民、多元文化和跨界研究等仍然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这几年我和我的同事普里西拉·范·伊文(Priscilla Van Even)副教授、云南农业大学莫力博士等学者，结合参加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生田野调查活动，带着研究生一起做云南咖啡文化研究。我们谈的咖啡文化主要指从咖啡种植到收获、销售，再到咖啡馆研磨调制成在顾客手中的一杯咖啡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我们在云南好几个村子进行调研，以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平川镇朱苦拉村为例，这个村以拥有中国最古老的咖啡种植园而闻名。自2006年以来，随着“资本下乡”政策与扶贫工作的展开，宾川县政府鼓励朱苦拉村村民从种植水稻转向种植咖啡。但实际上，由于朱苦拉村缺乏大量种植咖啡的现实条件，无法形成咖啡农业产业化，当地农民并没有从中获得实质的利益，反而是宾川县的一些企业和当地精英从咖啡开发中获得了高额利润。

向丽：我通过与莫力博士的交谈也了解到了这一点。“资本下乡”主要基于资本与土地的结合，这是政府扶贫工作的有效实施政策，也带来了系列的产业发展。但如果不是通过实地田野调查，是不太可能了解到在这种资本结合过程中，土地种植者却有可能成为受益链中的最遥远者。不过，朱苦拉作为“百年咖啡之乡”已然由经济资本转化为了文化资本和审美资本，它为其他的文化运作带来了系列性的效应。您之前谈到的时尚地方主义或在地化时尚比较关键，这种文化资本如何融入朱苦拉咖啡时尚审美文化的构建，应当引起政府和当地人的共同关注和实践。

彭静莲：这种时尚化运作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涉及观念与资本的结合。此外，我在张进教授的重大课题“丝路审美文化中外互通问题研究”中负责子课题“活态文化(Lived Culture)研究”，通过考察，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广场舞和兰州牛肉面两个个案上。其中，我主要与鲁汶大学石甜博士、安特卫普大学彭庆林博士对百年老字号马子禄牛肉面进行了实地考察，探讨兰州当地人对于食物的认同感。在之后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了东京的一家马子禄面馆。通过电视采访和Youtube上的节目、网络资料的收集，以及后来在日本学者的帮助下，这家牛肉面馆老板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了解到了这家日本餐厅老板学习制作兰州牛肉面的动机。从客户消费的角度看，它满足了日本顾客对于“中餐”的想象，以及穆斯林游客对于清真食品的期待，而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无疑则源于对“家的味道”的思念。此外，还有日本甘肃同乡会的推动。这家面馆在室内装修上做了一些调适，主要以空间与物件体现出日式风格，但在细节装饰上则创造了一种异域情调。这家跨语境的牛肉面馆是物质性与想象性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今后的研究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对相关数据资料的采集、分析对于物质性与想象性、流动性与共通性等之间的关系做更深入的阐释。